重生明帝，但大明已经没了 第66节

  经验丰富的左军将士三五成群，将对方分割包围，不到两刻钟，便将一半以上的敌人全部歼灭，降者无数，除了少部分逃逸外，陈长命部基本全军覆没竟没有撑过三刻钟。
  而在城中其它地方，无数土司兵卒纷纷投降，越来越多的明军开始进城，维持秩序。
  沙定洲非常幸运地发现明军还没打到黔国公府这里，连忙带上万氏和十多箱金银，其它十多个小妾和无数财宝也来不及收拾了，便如此赶着十几辆大车往城北跑路。
  明军基本都是从西门进城，北门这边虽然混乱，但沙定洲周围还有一两千人，杀出一条血路还是没问题的。
  马车装满了金银，实在是走不快，可他又不愿意就此丢下，毕竟这已经只是自己搜刮的钱财中的五分之一了，若是连这点都丢了，他还不如当年做土司的时候呢，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正是如此。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可惜，当他终于步出北门，觉得自己如鸟上青天、如鱼入大海，准备北上投奔清军时，在门外等着他的，却是刘文秀排列整齐的四千兵马……
  在城东南和陈长命部发生的事情又重演了一遍，不到半个时辰，土司兵马就被明军杀得溃不成军，刘文秀原本是打算直接入城的，可沙定洲带着十几辆马车，声势太大，怎么可能不让人注意？当即就有城中锦衣卫出城通知，故而刘文秀便在城门外以逸待劳。
  待第二天李定国入城后，陈长命被擒，沙定洲和万氏竟然在两军交战慌忙跑路时，马车侧翻，被乱兵踩踏而死，也是很惨了。
  城中士绅都纷纷出门欢迎王师，这两个月确实是被沙定洲折腾狠了。
  但真正让李定国不知道怎么办的却是此战的缴获，实在是太多了……
  黔国公镇守云南近三百年，十余代人，积累了巨量财富。
  “沐氏世镇云南，府藏盈积。佛顶石、青箭头、丹砂、落红、琥珀、马蹄、赤金皆装以箧，箧皆百斤，藏以高板，板库五十箧，共二百五十余库”
  一库五十箧，二百五十库，那便是一万两千多箱财宝，虽说其中不少被沙定洲分下去了，但剩下的也有六七千箱，再加上这厮之前在各地士绅豪族手里掠夺而来的，至少也得有个几百万两。
  这实在是超出了他的决策范围，连忙向肇庆派出信使。
  接着，拿下昆明后，明军马不停蹄，先是向北接管与清军接壤的各个重要关隘、州县，确定清兵无法再轻易南下后，李定国才带着人巡视滇中、滇南等地，宣示朝廷统治。
  同时末代沐国公沐天波也终于找到了，这位悲催的公爷原本在历史上还能退守楚雄，最终与孙可望、李定国等人联手打回昆明。如今却是因为西军被朱由榔收编，没能如历史上那般早早入滇，竟是没守住楚雄，带着两儿子往滇南跑路，最终还是被一家受过恩惠的土司庇护。
  明军收复昆明的消息传到滇南，沐天波可谓是痛哭流涕啊，当初沙定洲作乱，他一家跑得匆忙，连自己的母亲和妻子都落入贼手，自杀了。
  这叫他心中如何不恨，连忙北上，准备回昆明找沙定洲算账，只可惜，沙定洲早就死的不能再死了。
  第21章 另起炉灶
  昆明光复消息传回肇庆，已经是十多日以后的事情了。
  此时的朱由榔正在和内阁大臣们忙着呢，时间进入了九月份，一方面秋收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虽说由于战争原因，今年的秋收稻米产粮大幅下降，但补种的玉米、番薯、土豆等也迎来收获。
  光烈朝廷废除了一条鞭法只收银子的做法，农业税收都以实物为主，大大降低了农民由于“谷贱伤农”导致的经济损失，朝廷也能聚集存储大量粮食。
  根据瞿式耜和户部尚书周邦初步统计，今年两广、湖广、贵州、闽南至少能征收到一百八十万石以上的粮食，当然其中新补种的玉米、番薯等占了三分之一。
  当然，另一方面，秋季是汛期高发的时候，尤其是在水网密布的南方，在秋收结束之前，还必须应对频发的水灾。
  汛情以广东、湖广二省最甚，为了这事，内阁前后决定拨出二十多万两，十余万石粮食，组织民夫抗洪，甚至动员前军、中军将士参与救灾，前后将近二十万人次，才勉强应付。
  就连朱由榔本人，都亲自跑到肇庆城外的西江岸上视察抗洪工作，安抚鼓励军民官吏，至于下面的大臣官员们更不必说，肇庆朝廷不是以前那个万历、崇祯、弘光的朝廷了，风气昂扬，只要你肯干，提拔相当之快。
  大半年的时间就能跃升四五级的官员屡见不鲜，党争也被朱由榔狠狠压住，起不了风浪，一时之间，竟是君臣一心、臣民一心。
  当然，大家虽然累，其实心中也觉得充实，大明朝也不知道多久没出现过这般从天子到官员到百姓，一齐众志成城，抗洪救灾了。
  但李定国的捷报传来后，朱由榔和满朝大臣还是不禁欢欣鼓舞，云南光复以后，四川的豪格、吴三桂被堵在川中，难以东出，肇庆朝廷的后顾之忧就此解决。
  与此同时，夔州府、重庆府在秦氏、马氏两家的支持下，汇集了六千多土司人马，参与抗击清军。一时之间，四川清军不仅南边的云南、贵州被堵死，四川本地的川东地区也动摇起来。
  朱由榔下旨将秦、马两家和川东各土司人马合编为光复军前军第六师，并从前军抽出一个师来，进驻川东重庆、夔州二府，两支人马合流负责牵制监视四川清军，以及牢牢掌握住川东这个进入巴蜀的战略要地。
  文安之被任命为四川巡抚，负责统筹川东地区抗清事宜，考虑到四川那边距离肇庆太远，朱由榔又加封堵胤锡为湖广、四川、江西、河南四省总督，文安之为其下辖，凡有情况，均可直接上报给堵胤锡来决定。当然说是四省，其实只有大半个湖广和四川一小块而已，这么任命是方便让他联系各省抗清势力和为日后的反攻做准备而已。
  拿下湖广后，光烈朝廷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朝廷的中心依然在广东，可却要管理北面同样极为重要的钱粮、人口重地湖广，如今还有川东。呈现出“两头重”的形势，一头是广东，一头是湖广，广东是海贸大省，财税主要来源，湖广是农业大省，粮食主要来源，可以说地位相当。
  但两边隔着上千里，交通太麻烦，而且战争期间，情况一日多变，必须要在湖广留下一个能够决策的中枢大员。
  毫无疑问，这个“中流砥柱”当然就是堵胤锡，无论品德还是能力、威望，都再合适不过，唯独缺的，便是身份还不够，督抚虽是封疆大吏，但却也属于中枢外放的地方官，有些事情还是得请示中央。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朱由榔干脆让堵胤锡入阁，此时内阁里的三位阁臣，首辅建极殿大学士瞿式耜、武英殿大学士吕大器兼兵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陈子壮兼礼部尚书。
  堵胤锡受封中极殿大学士，加太子少保，领四省总督，可谓“使相”，可以代表中枢，在不需向朝廷报告的情况下自行处置若干事务。
  不过李定国却上报了另外一个问题，让朱由榔裁夺
  明军收复昆明后，缴获了大量财货，价值计有数百万两，这本是好事，但问题在于，其中起码一半都是原黔国公府沐家的东西，如今云南光复了，原本跑路到了滇南的沐天波又回来了，要不要归还？
  朱由榔十分无语，还？还什么还？说句不好听的，要不是劳资让人打回去，还有沐家吗？
  国公府当然要还给人家，要不然脸上不太好看，不过财货么……只有还在国公府府库里的那部分不动，其余从沙定洲那缴获来的嘛，那就是战利品。
  至于黔国公，明朝藩王众多，但唯独云南没有宗藩，这并不意味着云南不必养宗室，黔国公就是云南的“宗藩”，那自然就按对待宗藩的条例处置，除了下旨初封的田宅外，其余全部收回，子嗣中必须抽出一人以上，来肇庆参加羽林旅。
  不过沐天波倒是颇为识相，这位历史上的末代黔国公还是要比某些朱家子孙识大体的多，也没有抗拒，虽然财货被拉走了大半部分，但剩下的也够他们家荣华富贵十几代了。他果断主动将大量田宅、财货全部投献，还将自己两个年长的儿子都送到了肇庆，并且请命希望为军中马前卒。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这个态度还是让朱由榔满意的，作为一名后世穿越者，朱由榔本来对这个世界的那些个皇亲国戚、宗室藩王、勋贵国公们没什么感情，在他眼里，要是明明知道这些个文官、宗室、大地主集团是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还又把之前那一套搬回来，那就是真正的煞笔。
  虽然由于身份限制，作为朱家人，他不可能对这些人赶尽杀绝，但他的解决方法就是学习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成功“再造乾坤”的大牛，光武帝刘秀。
  后汉建立后，刘秀虽然也承认西汉宗室的血缘关系，但却没有全盘恢复西汉宗室和列侯的爵位，所有诸侯王全部下降为侯，至于勋贵嘛，更是直接不承认，除了少数几个有功的，其余早就不知道跑哪去了。
  刘秀的理由很简单，王莽当初篡位以后可是将你们的爵位都给废了，只有少部分宗室给了个子爵、公爵之类的打发，我光复社稷，你们没出过一份力，能给你个侯爵，已经很对得起你了。
  而朱由榔的逻辑更直接。
  闯军破北京、清军入关，这些个宗室、勋贵们，首先有没有投降？
  如果投降，那根本不用讨论，爷没砍了你就算仁慈了，还复爵？你真敢想。
  其次，有没有参与反抗？如果没有，那抱歉，身为国家宗亲，目睹社稷沦陷而无所作为，坐视天子殉国却贪生怕死，你还袭什么爵？废为庶人！
  最后，如果你反抗了，而且也没有投降，又有两种情况，一是被灭了，如果嫡系绝嗣，那也没办法，修个祠堂、陪祀宗庙纪念下吧！
  如果没被灭，还能活下来撑到现在，朱由榔也就认了，反正也就两只手都能数得过来的事，也没必要计较。
  这样算下来，宗室当中，也就靖江王、鲁王、唐王这寥寥几家还能留下，勋贵那边，更是几乎全军覆没，黔国公都算国公里为数不多的独苗了。
  除了宗室、勋贵，对于那些个当官的也一样如此，只要你投过敌、或是坐视局势败坏没有参与抵抗，有罪行的自然不说，直接砍了，其余除非你能够立功反正，否则什么功名、什么赠官、什么散阶，朕都不认识！
  如此，他才能彻底摆脱已经之前腐朽不堪的明朝各种体制掣肘，轻装上阵，和那些趴在朝廷身上吸血的利益集团彻底切割，给愿意跟随自己，自己提拔任用的文武官员留出空间，真正像光武帝那样另起炉灶！
  否则自己累死累活，手下一帮人出生入死打回南京、北京，一帮屁都没干的人突然冒出来，表示自己是皇亲国戚、国家武勋、x朝老臣，必须得在新朝廷的权力结构里分一杯羹。
  凭啥？
  第22章 “四清运动”（上）
  湖广布政使司， 永州府。
  顾炎武在桌案前昨天送来的十几份公文批示后，带着衙役和吏员开始又一天忙碌的工作。
  对于读书人而言，如今的肇庆朝廷遍地是机会，顾炎武只是举人出身，但在吏部报备后很快就被分到了湖广当县丞，干了两个月就被提拔为永州府祁阳知县。
  在光烈朝廷里当官，事情比以前的崇祯、天启、万历年间多多了，几乎上面的督抚衙门和知府每隔十几天就要下达新指示、新任务。
  做不好，偷懒摸鱼还不行，每季度都会有巡视组下来巡查，作为湖广军政一手抓的老大堵胤锡在实行“巡视组”制度时还做出不少改进和创造。
  比如，堵胤锡让那些新应征还没有分配的士子和即将提拔的官员编入巡视组，一方面能够补充人手不足，而且还能让这些尚未接触具体工作和要到新单位工作的官员体察现状，另一方面，这种官员也不大可能与地方勾结，因为他们要么还不知道自己去哪里任职，要么已经决定了去其他地方任职，没必要犯这么大风险。
  过去几个月，先是夏粮征收、补种作物、推广玉米、番薯、土豆，紧接着减征赋税、修缮水利、招揽流民屯垦，好不容易做完这些，接下来又是秋收，还要组织人手抗洪救灾、防秋汛。
  顾炎武从一进祁阳县衙门以来，几个月没怎么好好休息了，忙得两脚不沾地。
  除了他，县丞、主簿也忙得要死，每天一帮子官吏不是跑东就是跑西，当然，忙归忙，但朱由榔也深知要让马儿跑，就必须要让马儿吃饱的道理。
  光烈朝廷虽然严查贪污，但对官员的待遇却是从不含糊的。有明一朝，官员正经俸禄实在低得可怜，以正七品的知县为例，明初时官员俸禄主要为米粮发放，一月为七石五斗，一年约九十石。从明面上看，这个数字其实也不算太低，根据文献记载，明代农田最好的上上田，一年亩产三石，一名正七品的县官老爷一年所得，和一名有三十亩好田的地主相当。
  关键就出在另一个问题——“折色”
  简而言之，虽然按照制度你一年该得九十石大米，但朝廷根本不会发大米给你，而是用各种其他东西充当，称之为“折色”。
  其中最恶劣的就是臭名昭着的“大明宝钞”，这玩意本来是作为纸币发行，可奈何老朱家实在不做人，发工资时发纸钞，但老百姓缴税时却又不准用纸钞缴，还肆意乱发，毫无节制，久而久之，自然就没老百姓认这玩意了，形同废纸。
  官员每个月拿着这些纸钞，一开始只是贬值，原本价值九十石的现在可能只够五十石，然后到了宣德朝时，直接就没人要了。
  不得已，宣德朝开始又用绢布来发工资，但朝廷依旧不做人，这些绢布折价时非常贵，常常以高于市价数倍折合俸禄，假如你的工资明明价值十两白银，可以买五匹绢，但朝廷偏偏只发给你两匹并且指鹿为马，说这一匹绢价值五两。
  到后来甚至出现用番邦进贡的苏木、胡椒之类的香料来折合俸禄，这玩意官员拿到手里，本来就是小宗商品，哪里能找到这么多买家？不能吃、不能穿，和没发差不多。
  一直到隆庆、万历年间，张居正改革之后，才将官员俸禄改为银、米、钞折色，但即使如此，官员的实际收入还是缩水了一半以上。
  所以，想在大明朝当清官？海瑞就是榜样，当然清代的俸禄虽然要比明代略有调整，但总体上是差不多的，这也是为什么后来雍正改革，搞“火耗归公”时，会面对这么大的阻力，因为上上下下的官员就指着这些灰色收入过活了。
  当然，倒不是说当官的就得过苦日子，但是这种“表面清廉”之下，很多灰色收入乃至于苛捐杂税都成了常例，这些见不得光的收入才是明清官员的主要经济来源。
  诸如每年纳税时收的“火耗”（一条鞭法税收统一收白银后，地方官员会说百姓缴纳的银子要统一铸成官方银锭，中间的“损失”由百姓承担，称为火耗，其实就是贪污），中央官员也有“冰敬”、“碳敬”（地方官员向中枢官员行贿）一类。
  面对这种情况，朱由榔在大力打击苛捐杂税和贪污行为的同时，也改革了官员的俸禄制度。
  首先就是废除折色，统一以银两发放俸禄，如顾炎武这种七品知县，月银为七两，这已经不少了，一年就是八十四两，相当于十名士兵的饷银，至少比之前万历时期多一倍以上。而且考虑到现在国家危难之际，官员事务繁重，也没有休息放假，所以每逢节假日和夏、冬两季还由朝廷按照官员级别统一发放“津贴”，一年大概也有二三十两。
  并且，朱由榔还完善张居正所制定的京察“考成法”，每年由上两级部门对官员做出考评，根据考评，如果成绩优异，除了可能的擢拔以外，还有奖金。
  比如考成结果为“上上”者，直接再奖励一年俸禄，为“上”者，奖励八个月俸禄、“中上”四个月，“中”、“中下”不奖不罚，“下”则申饬并罚俸半年，“下下”就不必罚俸了，因为此时恐怕调查组已经在路上了。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一开始，还有不少比较顽固的大臣官员对于这种“重利轻义”的奖金制度颇有微词，一位礼部郎中甚至为此上疏劝谏，但朱由榔只问了一句
  “敢问卿家，冰敬、碳敬是义是利？”
  顿时便让一群反对的中枢官员哑口无言。
  这种全新的俸禄和考核制度效果是立竿见影的，一方面激励了官员们努力用事，那些个有着理想抱负的好官也没必要过什么苦日子了，另一方面也算堵住官员们的退路。从此之后，一旦再查到贪污、受贿、摊派行为，你们就少给朕说什么“不得已”之类的话，光凭俸禄，不说大富大贵，养活你一家甚至顿顿吃肉，衣着体面，再加上仆人丫鬟都是够的，这都还要贪，那就别怪朕搞太祖皇帝那一套了！
  如今秋收已经完成，顾炎武对于政务还是很有天赋的，他所辖的祁阳县是今年永州府七县当中最先缴粮，而且防汛工作做得最好，粮食损失最小的一个县。不出意外，今年布政司和吏部那边给自己的考评至少也是个“上”（每级考核由越级进行，县由布政司考核后提交吏部复核，府直接由吏部负责）
  而现在他主要忙碌的问题倒不是秋收，而是几天前肇庆方面刚刚下达的新任务。
  “四清新政”
  所谓“四清”，指“清田、清税、清租、清役”。是由朱由榔最早向内阁几位大臣询问如何减轻农民负担，限制土地兼并，而后瞿式耜等人与户部尚书周邦、吏部尚书朱天麟商议后拟定的新政策。
  很多人一直以为明代士人和官绅是免税的，所以才会导致财政危机，以至于后面清朝的雍正还要搞出“官绅一体当差纳粮”的政策来流转。
  事实上一开始并非如此，其实依据明代的法律规定，这个“免税”，它是有一定限度的。比如《明会典》规定，京官一品，免粮三十石，人三十丁。也就是说一位一品大员，可以免三十石的赋税和三十个家人、仆人的人头税，这个数量并不多，真正让士绅能够成为特权阶层的在于“免役”，也就是不用做徭役。
  很多人不解，不用做徭役算多大特权啊？明初时期，徭役都是要老百姓亲自去官府报道上工的，反而无所谓，无非是社会上有一群人不需要和大家一起上工而已。
  但到了中后期就不一样了，朝廷规定不用老百姓亲自上工，而是将徭役折合为银子，作为税收摊派在老百姓头上！这下就完蛋了，老百姓就必须在正税之外另外交一笔银子，根本负担不起，而士绅就可以借此机会兼并老百姓的土地，因为他们可以不用缴纳这笔摊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