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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章 文体与精神分裂症

  眼下,一个学者不写理论专著,倒去写一些接近文学的感性文字,是不可能被学术体制接受的。他既不可能拿到职称也肯定争不到研究经费,只能被视作不务正业或穷途末路的自弃。同样,一个作家不写正宗的“纯”文学,倒去写一些接近理论的智性文字,也不大可能被文艺体制接受。他会被同行疑惑,被文艺爱好者拒绝,在很多时候被视为越俎代庖的狂妄,或是江郎才尽的敷衍。
  现代体制所要求的文化生产,是一种专业化分工的生产,而且在一种流行的误解之下,专业化一开始就定制了相应的生活方式与意识方式。事情似乎是这样:学者不需要关注感觉,不需要积累和启用个人经验,其郁闷、欣喜、愤怒、感动一类日常情绪反应,虽然真实地发生在每一天,却不宜在学术过程被问题化和课题化,只能被视为治学生涯的危险干扰,必须全力排除。他只需要从书本到书本地忙碌下去就够了,哪怕一本本不知所云的学舌,也是他从业的心血成果。同时,作家不需要投入思想,不需要拓展社会人文知识视野,鸡零狗碎,家长里短,男盗女娼,道听途说,似已构成自足的文学乐园,才艺的高下充其量只体现于通晓或奇诡的手法选择。这种情况下的作家,成了一批最有权利厌学、无知、浅见、弱智以及胡言乱语的人,专业经营小感觉和小趣味。至于追问笔下故事是否承担着价值意义,是否回应了世道人心中紧迫而重大的难题,只能让很多作家打出疲惫的哈欠。
  这是一种文体分隔主义,差不多就是精神分裂主义。一个人,本来是心脑合一的,是感性与智性兼备的有机生命体,其日常的意识与言说,无不夹叙夹议和情理交错,具有跨文体和多文体的特征。如果不是神经病,没有任何人会成天操一嘴理论腔或者操一嘴文艺腔,把他人吓得目瞪口呆落荒而逃。在工业化时代以前,在人类心智发育的一个漫长历史阶段,这种日常的意识与言说直接产生文献,因此文、史、哲等等多位一体,几乎是最正常和最自然的文本。不仅从先秦到盛唐的一流中国先贤大多具有这样的全能风格,从古希腊哲学到《圣经》与《古兰经》,西方诸多奠基性的文化经典也不例外。没有人会对这种表达感到不习惯。
  事情到后来才发生变化。随着儒学在中国颓败和宗教在欧洲坍塌,文化生产大规模重组,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科层分明的需要,渐次纳入了专业化体制:理论与文学开始分家,甚至小说与散文也开始分家,甚至议论性的杂文与叙事性的散文也开始分家。尽管有托尔斯泰、尼采、雨果、鲁迅、罗兰·巴特等人,仍然表现出对文体分隔的不适与谋反,仍有一种常人式的亦即上帝式的表达欲望,但就大多数而言,文化人只能各就其位和各安其职,专业定位日益与自己的生存常态告别。偶有越位的文体客串,顶多只能算业余兴趣,不足为训,无关宏旨。写出最像理论的理论,写出最像文学的文学,才是大家更为惦记的目标。
  这有什么不好吗?在一定的条件下,专业化分工可以使人们的术业有专攻,各求其长,各用其长,资源优化配置,写作更加职业化与技术化,知识的生产、流通、消费以及相关人力培训也更有效率。同时,专业化写作并不强求专业化阅读,读者们完全可以上午读理论,下午读文学,一天之内频繁跑场与换道,采用杂食性精神菜单,在各种特色产品中博采众家然后自融一炉。欧洲十六世纪以后的人文兴盛,就呈现这样一种百体俱兴、百体俱精以及相得益彰的局面,使我们毫无理由对文体分隔过于担心,而且足以对这一趋势的前景仍然充满期待。
  问题在于,文体是心智的外化形式,形式是可以反过来制约内容的。当文体不仅仅是一种表达方便,而是形成一种模式化强制,构成了对意识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逆向规定,不是作者写文章而是文章写作者,到了这一步,作者的精神残疾就可能出现了,文化生产就可能不受益反受害了——这正像分类竞技的现代体育造出了很多畸形肉块,离人体健康其实越来越远。在这种情况下,智性与感性的有机互动关系被割裂。人们或是认为理性比感性更“高级”,从笛卡尔、莱布尼兹、康德以及列宁那里继承对感觉的怀疑;或是认为感性比理性更“本质”,从尼采的“酒神”说和弗洛伊德的“潜意识”说那里继承对理智的蔑视。还是在这种情况下,理论不光是一种文体,它构成了学者们获得感觉能力的障碍,其实也是创造优质理论的障碍,哪怕他们笔下可以偶得一些漂亮的文学化修辞——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太难。文学也不光是一种文体了,它同样构成了作家们获得理智能力的障碍,其实也是创造优质文学的障碍,哪怕他们笔下可以搬弄几个深奥的理论化辞藻——做到这一点同样不是太难。
  人类的理智与感觉终于被不同文体分头管理,被学者与作家分头管理。而管理者们在日益职业化与技术化的竞争压力之下,画地为牢,自我囚禁,单性繁殖,自我复制,直至陷入精神枯竭和绝育的境地。他们心智空空却自居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言词滔滔却总是对当下重大的精神逼问视而不见或者避实就虚。他们使出版物汗牛充栋,但人们仍是阅读的饥民,常常在书店里翻了半天,不知道有哪一本可读。
  阅读的饥民们更有充分的理由,对文本中的理性与感觉一并失望。
  一个中产阶级日益庞大的社会里,文化过剩的真相其实是文化缺位。以前是“文学高于生活”,现在差不多是生活源于文学并且高于文学了。以前是“理论高于生活”,现在差不多是生活源于理论并且高于理论了。从表面上看,文化营销轰轰烈烈五彩缤纷,但世界历史和现实生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旧的解释系统力不从心,越来越不能与人们内心最深处的焦虑接轨。倒是很多在现实生活中摸爬滚打过的普通人,总是有书本之外太多惊人的故事和太多奇妙的想法,为文人墨客们闻所未闻。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对文士们的忙碌表示疑惑。理科学子也有足够的理由瞧不起文科弟兄的几句酸腔——这种高等院校内外的普遍现象,似乎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这样一个文明高峰的现代社会里倒是邪教迭出。特别是美国九一一事件以后,原教旨极端宗教主义、原教旨极端民族主义、原教旨帝国主义以及原教旨等级主义……以各种准邪教的方式卷土重来,在很多地方一呼百应大获人心。这些思潮基本上用不着理论和文学,却使理论与文学无法招架一触即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思潮都具有精神分裂的特点:或是理智到教条主义的程度,强词夺理,冷血无情;或是感觉到享乐主义的程度,声色犬马,纵欲无羁。很多人就是这样缺乏完整人格,其偏执、自闭、僵固以及欲罢不能是常有症状。问题是:知识界对此是否毫无责任?那些泡沫化的理论和泡沫化的文学,是不是促成了这一场精神危机?那种人类理智与感觉被分隔管理以后的双双失血,双双无根,双双恶变,是不是终于面临着精神分裂以后的如期反应?
  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说:“在今天,正确的生活和成功,是争得一个人进入疯人院所需要的同等资格:不道德、轻度狂躁以及思考的无能。”(见《惶然录》)
  “疯人院”的最大心理特征就是感觉与理智失衡,是感觉脱离理智的控制,或者理智缺乏感觉的支撑。因此,现代社会的修复,不能不从人的心智修复开始。在这里,对文体的关注,也许是我们必要的基础性作业之一。我们当然不必要也不应该统统投入跨文体和多文体的写作,不必要也不应该接受对任何形式的迷信。但我们至少应该心脑并用,通情同时达理。“通情”的理论就是富有经验感觉积蕴的理论,哪怕最为枯燥的思辨推理中也伏有情感的脉跳。“达理”的文学就是富有思想智慧积蕴的文学,哪怕最为冲动的诗情画意中里隐有思想的重力。很自然,我们还应该对文体分隔壁垒抱有必要的反思与警觉,对某些“非典型写作”援以宽容。这不是什么很高的要求。这只是无法禁锢的心灵自由,让我们自己在写作之前,首先成为一个精神健全的常人,像常人一样来感知与言说这个眼前的世界。
  2003年3月
  *最初发表于2003年《天涯》杂志,后收入随笔集《文学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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