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时竹的案头放着厚厚的一叠稿纸，这些天来，除指挥各方面正常运作，他的精力都放在这上面了。这个时代是没有电脑的，即使有也不敢拿出来公开示人，秦时竹只能老老实实地一张一张写，他由衷地感觉到繁体字真是一个累赘，笔划多不说，而且处理不好架构，如果用毛笔就更麻烦了。好在有从德国进口的自来水笔，才能使用自如。纵使这样，里面还是有不少的错别字，幸亏沈蓉贤惠，事先一个字一个字校正过去，才避免了笑话。
对秦时竹的理论水平，沈蓉是由衷地佩服，但秦时竹的字词错误，让她大跌眼镜，无论如何也不能将两者间等量齐观。每逢问到这个，秦时竹总以在南洋日久，汉字渐渐忘却为由解释。问多以后，沈蓉也见怪不怪，视若无睹了，好在秦时竹也不是笨蛋，后来的错误就慢慢地少了。
“建党是为了更好地参与政治，改良中国，在改良之前，有必要把中国目前的国情、社会阶层和主要矛盾说明一下：
中国现在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说是半殖民地，是因为中国仅仅在名义上保持独立地位，实际上受各列强的共同支配，租界、势力范围、治外法权等等的存在，形成国中之国；列强在中国派驻领事、驻扎军队、肆意传教、侵犯着中国的领土、领水，不断干涉中国内政；列强控制着中国经济的命脉，掌握了海关、铁路、盐税等一系列事关国计民生的产业，阻碍着中国民族产业的发展……
说是半封建社会，是因为中国虽然推翻了专制王权，消灭了封建社会的外在形式，但千百年积淀下来的封建意识、腐朽传统、落后学说还在束缚着人民的头脑，这种趋势是长期的，难以在短时间内扭转……在某些时候，专制王权甚至会复辟，或者借助独裁的形式公然大行其道，可以说目前在骨子里还是封建的，起码是封建意识的。
在经济上，极端不发达，占主导地位的是农业经济。农业经济中又以租佃关系为主，有大量无产者，他们除了自己人身外没有任何资本和生产资料。人身依附情况十分严重，整个社会是基本自给自足的内部循环，……工业生产以手工业小生产为主，主要满足当地的需要，没有广泛的市场意识，分布分散、资本力量薄弱、技术落后、竞争力不强、抵抗风险的能力低下，易受外界侵蚀而破产；……仅有的一部分现代产业，已融入全国或国际市场，变成为大市场而生产，但其生产、交换、分配受国际垄断势力的压迫而举步维艰……
盖现今中国之阶层，大体可分为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地主阶层、中产阶层和资本家阶层；其中，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占了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按其经济地位之不同，农民又可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和富农，一般而言，佃户主要就是雇农，小自耕农是贫农或中农，大自耕农就是富农，由于天灾人祸或地主、政府压迫，从农民的上层阶层向下滑落者多，上升者少……工人主要分产业工人、商业工人和个体生产工人，产业工人一般在现代企业中做工，如辽阳实业中的工人，其前身往往是贫苦农民或已破产的小生产者，商业工人是在一般性商业组织中从事辅助性工作，无特殊技能或仅有一般技能的人员，如店员、职员等，个体生产工人主要指小生产者如陶工、木匠等。
农民阶层中的中下层和绝大多数工人都可归入无产者或半无产者，他们的人数应该占中国总人口的8成以上，大都难以维持温饱；地主阶层是指农村中广泛占有土地，基本不从事劳动，或只从事投机性业务，他们的所得基本是靠剥削和寄生所得，他们及其家属，人数虽然不多，但占据了农业中大部分生产资料，从整体上说过着富裕但不奢侈的生活……他们和富农一起，构成了农村经济的主导力量，是半封建经济的主要体现……”
“等等，都督，您说地主主要剥削和寄生所得，基本不从事劳动，这点我有异议……”袁金铠发问了，“地主确实是剥削了，收租就是很好的表现，但他收租也是因为他给佃户提供了土地，这是两厢情愿的事情，并不能一味地说是寄生。况且，就我所知，很多地主一般也参与劳作，不是说他去种田，而是说他去巡视田头、筹划灌溉、道路等事情，这也应该算是劳动吧？”
“剥削这个词听上去不太好听，但是事实，你想，土地本身不会出粮，全靠农民一年辛苦劳作才有产出，地主如果没有农民，他哪里来的粮食和租金，不剥削农民他能剥削谁？至于寄生，我用的是他依靠农民这层关系，并不是指他整体就游手好闲、无事生非，我在想，要是没有农民，地主就得饿死，用寄生来形容，最形象，虽然有点夸张……”
“好像沈先生家里的地也不少吧？”张榕笑着问秦时竹，一群人不怀好意地笑了。
“不错，我岳父是方圆有名的大地主，他也剥削了农民，这是无可抵赖的事实。”秦时竹说，“为了扭转这一耸人听闻的被动局面，我下面还有一个解释，即咱们要推行按生产要素分配。”
“何为按生产要素分配？”左雨农一听见又有新名词，赶紧问。
“比如说种田，土地自然是必不可少的，种子、肥料也是不应该缺的，其他的就是耕作劳动了。整个从春耕到秋收的过程，我们都可以视为一个劳动过程，那么这三方面因素都参与了其中，他们就构成了农业生产的要素，至于分配……”
“我明白了，”禹子谟叫出声来，“这就好比做买卖，你以土地入股，我以种子和肥料入股，还有人以劳力入股，等收获时，大家按照彼此出的股份多少分配……”
“对！这就是所谓的按生产要素分配，这样一说明，对于地主的收租，我们在感情上应该更容易理解，因此我们要做的不是消灭地主，而是规范其分配行为，让他收取合理的股份收入……”
“那么都督，政府和国家并没有参与农业生产，它们为什么能收税呢？”熊希龄挠了挠头皮，“千百年来，都说是‘皇粮国税’，按照你的逻辑，国家岂非没有征税的理由了？”
“秉三兄，从前的‘皇粮国税’那是建立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基础上，自然有权收税。”秦时竹悠悠地说，“现在的根据是，国家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方便，等于参与了生产，自然也应该享有分配权利。比如，国家收税要维持国防，要是没有军队保卫，一天到晚不是土匪、强盗劫掠就是洋人入侵，老百姓怎么种得好田？这是其一；其二，税收也有一部分用于教育，农民他自己可能不读书，但总有子弟要念书，缴税就相当于提供教育经费；其三，税收有很多用于官员开支，种地的再老实巴交，总免不了有纠纷、是非，需要官府出面调解，有了病虫害，还要依靠官府来治理，说得更彻底一些，如果农民受了灾，要饿死了，官府也有开仓赈粮的义务，这钱其实就是农民缴税时留下的……凡此种种，我概括为收入的二次分配……”
看左雨农又想问的神情，秦时竹笑了，“左秘书长，别急，我会慢慢讲给大家听的……”
“一般而言，国中之人凡是参加有益劳动的，都应该获得报酬是不是？”大家都点头称是，“但是有些人从事的是没有产出的劳动，如军队的士兵，训练很辛苦，但再辛苦也变不出粮食；又比如教师，教会小孩子很多知识，可是知识不等于现成粮食，前面已经说了，无论是士兵还是教师，这些劳动都是社会所需，因此必须给它们报酬。怎么给呢？就要在有直接产出的人群中划出一部分给这些人，由此，劳动可以分为直接收益劳动和间接收益劳动，对直接收益劳动的劳动成果分配，我称之为第一次分配或初次分配，对间接收益劳动的分配就是第二次分配或再分配。”
“我懂了，复生兄，那就是说初分配是各方自己的事情，而再分配就是由国家和政府出面主持，我们收税无非是履行职能，而不是说剥削农民、压迫农民。”熊希龄说，“本来我还想，按照都督前面的理论，我们这些人也变成寄生虫了，我正犯愁呢，想不到我熊希龄一年到头忙死忙活，结果啥也没生产，这做官还不如回家种地算了。用两次分配这么一解释，倒还真是个理儿。”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葛洪义插了一句，大家笑得前俯后仰。(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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