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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在百姓的怨言，群臣的反对中进行着，赵顼也有点动摇了。
有一天，司马光被留下来对策。
赵顼说：“现在天下喧扰纷乱，正是孙叔敖所说的‘国家有此，众人所恶’那种情况。”
司马光说：“对。陛下应当论断新法的是与非。现在制置三司条例司所做的，只有王安石、韩绛、吕惠卿认为是正确的，陛下难道能够单是与这三个人共治天下吗？”
赵顼听了，想任用司马光，当下去询问王安石。
王安石自然是不会让司马光这死对头上位的，当下说：“司马光表面上借托向上直谏的名义，实际上内怀结附百姓之心。他所说的全是危害政治的事情，所相好的都是危害政治的人，而陛下打算把他置于左右重臣的位子上，让他参与国家大事，这是成败盛衰的关键。司马光的才能怎能危害政治？但是一旦身处高位，那么持不同意见的人会倚以为重巴结他。韩信打着汉的旗帜，赵军恐惧丧胆，现在任用司马光，这是给反对者树立旗帜。”
赵顼听了，这才断了重用司马光的念头。
韩琦上疏陈论，反对新法，最后被罢职，在家休息。
赵顼就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替代韩琦。
司马光忙辞谢说：“陛下所以任用我，是由于看到我狂妄刚直，希望对国家有所补益。如果仅仅是用禄位荣耀其身，而不采纳他的言论，这是用天官私待其身，我不是这样的人。如果我仅仅以禄位自我荣耀，而不能挽救百姓的忧患，这是盗窃名器来自私其身。陛下果真能够废除制置三司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颁行青苗、助役等法，即使不任用我，那么我受到的赏赐已是很多了。现在说青苗法害处的人，不过是说使者骚扰动摇州县，成为今天的祸患而已。但我所忧虑的，是在十年以后，不是今天。百姓的贫富，是由于勤劳、懒惰不同而造成的，懒惰的人常常贫困，所以必须向他人借贷。现在官府出钱借贷给百姓而敛取利息，富裕的人不愿意领取，而使者以多散发作为功劳，一切强迫抑配。而且又担心贷钱的人逃避负债，必定令穷人、富人相互担保，贫穷的人不能偿还，就会流散到四方；富人不能离去，必定督促使他人代还数家的负债。春算秋计，转移不定日益严重，穷人既尽，富人也陷于贫困。十年以后，百姓将没有生存的地方了。又全部散发了常平钱谷，专门实行青苗法，他日如果想恢复常平仓，将有什么所取呢？富室既然没有了，常平仓已经废除了，加之用兵打仗，接着而来的是饥馑灾荒，百姓中羸弱的必然听任其死于沟壑，强壮的必然相聚而成为盗贼，这是此事的必然发展趋势。”
他这样的意见，连续上书，极谏至七八次，对新法的害处，尤其是青苗法，可谓陈述得非常详细。
赵顼派人对他说：“枢密院，是执掌军事的，百官各有职守，不应当言及其他事情。”
司马光回答说：“我没有受任此职，那么还是侍从官。对国家大事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
他坚持反对变法，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
司马光认为，如今的天下，制度并没有达到非改不可的地步，就像房子没有大坏，就没必要费时费力去推倒重建。至于到了“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也就是说，就算大坏，需要推倒重建了，那也要非常之人才能做到，而如今，没有这样的人！意思是，王安石根本就没那能力的人！用他来治国，只会使得国家更加糟糕！
司马光的保守，在后世，一直不得人心，尤其是如今崇尚革新的年代。教科书中对王安石的变法，都以赞扬为主。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如今是一个革新过后的国家，推崇革新，所以，也连带也推崇王安石变法。
实际上，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就大宋当时的情况，虽然国家上存在许多弊端，但是，还没到非变革不可的程度，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就已经失败了；王安石再去搞“熙宁新法”，那不是在重蹈覆辙吗？当时的宋朝，最好的法子，是在“守常”的基础上，慢慢实行改革方略，尤其是先实行可行的，如开荒兴修水利，改变科举等，而不是王安石那样，一下子来个全面改革，导致的结果是操之过急，使得国家更糟糕。而且，王安石在变法中出现了许多的问题，如新法不能有效落实和用人不当等问题，这些问题，他又不能好好重视，变法岂能成功？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司马光在政治上的老练稳健，比起王安石来，要有见识得多了!盲目推崇王安石，实际上是一种错误的观点。
我们客观评论王安石的话，他在政治上并不成熟，空有热情，没有干成事。对于王安石最客观的评价，就是他是个伟大的文学家，但是，他不是个伟大的政治家，充其量，是个有热情的官员而已，因为，他的变法没有成功，没有为国家带来兴盛，反而给百姓带来困扰。
王安石的为人，当然没有问题，他为了国家，不存在丝毫的私利，衣服穿得俭朴，忙得连脸也经常不洗，吃饭更是简单，常常只吃摆在面前的那一道菜。但是，人格是人格，贡献是贡献。武则天人格不行，连亲生儿女都杀，但她照样是个伟大的政治家，因为，她为百姓带去了“贞观遗风”，而王安石，只带来动荡，没有带来繁荣与强大。
然而，皇帝始终选择了相信王安石，所以，驳倒王安石的司马光，只能被罢免职务了！
很多时候，不是正确，就代表着能够胜出！当然，暂时的胜出，也不代表以后也能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