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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 中西初期的交涉

  世界是无一息不变的,人,因其感觉迟钝,或虽有感觉而行为濡滞之故,非到外界变动,积微成著,使其感觉困难时,不肯加以理会,设法应付,正和我们住的屋子,非到除夕不肯加以扫除,以致尘埃堆积,扫除时不得不大费其力一样。
  中国自有信史以来,环境可说未曾大变。北方的游牧民族,凭恃武力,侵入我国的疆域之内是有的,但因其文化较落后,并不能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他还不得不弃其生活方式而从我,所以经过若干年之后,即为我们所同化。当其未同化之时,因其人数甚少,其暴横和掠夺,也是有一个限度的,而且为时不能甚久。所以我们未曾认为是极大的问题,而根本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应之。
  至于外国的文明,输入中国的,亦非无有。其中最亲切的,自然是印度的宗教,次之则是希腊文明,播布于东方的,从中国陆路和西域交通,海路和西南洋交通以后,即有输入。其后大食的文明,输入中国的亦不少。但宗教究竟是上层建筑,生活的基础不变,说一种宗教,对于全社会真会有什么大影响,是不确的。所以佛教输入中国之后,并未能使中国人的生活印度化,反而佛教的本身,倒起了变化,以适应我们的生活了。
  其余的文明,无论其为物质的、精神的,对社会上所生的影响,更其“其细已甚”。所以中国虽然不断和外界接触,而其所受的外来的影响甚微。至近代欧西的文明,乃能改变生活的基础,而使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得不彻底起一个变化,我们应付的困难,就从此开始了。但前途放大光明、得大幸福的希望,亦即寄托在这个大变化上。
  西人的东来,有海、陆两路,而海路又分两路:(一)自大西洋向东行,于公元1516年绕过好望角,自此而至南洋、印度及中国。(二)自大西洋向西行,于1492年发现美洲,1519年环绕地球,其事都在明武宗之世。初期在海上占势力的是西、葡,后来英、荷继起,势力反驾乎其上。但其在中国,因葡萄牙人独占了澳门之故,势力仍能凌驾各国,这是明末的情形。
  清初,因与荷兰人有夹攻台湾郑氏之约,许其商船八年一到广东,然其势力,亦远非葡萄牙之敌。我们试将较旧的书翻阅,说及当时所谓洋务时,总是把“通商传教”四字并举的。的确,我们初期和西洋人的接触,不外乎这两件事。通商本两利之道,但这时候的输出入品,还带有奢侈性质,并非全国人所必需,而近世西人的东来,我们却自始对他存着畏忌的心理。
  这是为什么呢?其(一)中国在军事上,是畏恶海盗的。因为从前的航海之术不精,对海盗不易倾覆其根据地,甚而至于不能发现其根据地。(二)中国虽发明火药,却未能制成近世的枪炮。近世的枪炮,实在是西人制成的,而其船舶亦较我们的船舶为高大,军事上有不敌之势。(三)西人东来的,自然都是些冒险家,不免有暴横的行为。而因传教,更增加了中国畏忌的心理。
  近代基督教的传布于东方,是由耶稣会(jesuit)开始的。其教徒利玛窦(matteo ricci),以1581年始至澳门,时为明神宗万历五年。后入北京朝献,神宗许其建立天主堂。当时基督教士的传教,是以科学为先驱;而且顺从中国的风俗,不禁华人祭天、祭祖、崇拜孔子的。于是在中国的反应,发生两派:其一如徐光启、李之藻等,服膺其科学,因而亦信仰其宗教。其二则如清初的杨光先等,正因其人学艺之精、传教的热烈,而格外引起其猜忌之心。在当时,科学的价值,不易为一般人所认识,后一派的见解,自然容易得势。但是输入外国的文明,在中国亦由来已久了。
  在当时,即以历法疏舛
  圣祖是颇有科学上的兴趣的,在位时引用教士颇多。然他对于西洋人,根本上仍存着一种畏恶的心理。所以在他御制的文集里,曾说“西洋各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这在当时的情势下,亦是无怪其然的。在中国一方面,本有这种心理潜伏着,而在西方,适又有别一派教士,攻击利玛窦一派于教皇,说他们卖教求荣,容许中国的教徒崇拜偶像。于是教皇派多罗(tourmon)到中国来禁止。
  这在当时的中国,如何能说得明白?于是圣祖大怒,将多罗押还澳门,令葡萄牙人看管,而令教士不守利玛窦遗法的都退出(教皇仍不变其主张,且处不从令的教士以破门之罚。教士传教中国者,遂不复能顺从中国人的习惯,此亦为中西隔阂之一因)。至1717年,碣石镇总兵陈昂说:“天主教在各省开堂聚众,广州城内外尤多,恐滋事端,请严旧例严禁。”许之。1723年,闽浙总督满保请除送京效力人员外,概行安置澳门;各省天主堂,一律改为公廨,亦许之。基督教自此遂被禁止传布,然其徒之秘密传布如故。
  中国社会上,本有一种所谓邪教,其内容仅得之于传说,是十分离奇的(以此观之,知历来所谓邪教者的传说,亦必多诬蔑之辞),至此,遂将其都附会到基督教身上去;再加以后来战败的耻辱,因战败而准许传教,有以兵力强迫传布的嫌疑,遂伏下了几十年教案之根。至于通商,在当时从政治上看起来,并没有维持的必要。既有畏恶外人的心理,就禁绝了,也未为不可的。但这是从推理上立说,事实上,一件事情的措置,总是受有实力的人的意见支配的。当时的通商,虽于国计民生无大关系,而在官和商,则都是大利之所在,如何肯禁止?既以其为私利所在而保存之,自然对于外人,不肯不剥削,就伏下了后来五口通商的祸根。
  海路的交通,在初期,不过是通商传教的关系,至陆路则自始即有政治关系。北方的侵略者,乃蒙古高原的民族,而非西伯利亚的民族,这是几千年以来,历史上持续不变的形势。但到近代欧洲的势力向外发展时,其情形也就变了。十五世纪末叶,俄人脱离蒙古的羁绊而自立。其时可萨克族(kazak,即哈萨克)又附俄,为之东略。于是西伯利亚的广土,次第被占。
  至明末,遂达鄂霍次克海,骚扰且及于黑龙江。清初因国内未平,无暇顾及外攘。至三藩既平,圣祖乃对外用兵。其结果,乃有1688年的《尼布楚条约》,订定西以额尔古纳河,东自格尔必齐河以东,以外兴安岭为界。俄商得三年一至京师。此约俄人认为系用兵力迫胁而成,心怀不服,而中国对边陲,又不能实力经营,遂伏下咸丰时戊午、庚申两约的祸根。
  当《尼布楚条约》签订时,中、俄的边界问题,还只限于东北方面。其后外蒙古归降中国(前此外蒙古对清,虽曾通商,实仅羁縻而已),于是俄、蒙的界务,亦成为中、俄的界务。乃有1727年的《恰克图条约》,规定额尔古纳河以西的边界,至沙宾达巴哈为止。自此以西,仍属未定之界。至1755、1759两年,中国次第平定准部、回部,西北和俄国接界处尤多,其界线问题,亦延至咸丰时方才解决。
  近代欧人到广东来求通商,事在1516年,下距五口通商时,业经三百余年了。但在五口通商以前,中国讫未觉得其处于另一个不同的世界中,还是一守其闭关独立之旧。清开海禁,事在1685年。于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设关四处。其后宁波的通商,移于定海,而贸易最盛于广东。当时在中国方面,贸易之权,操于公行之手,剥削外人颇深。外人心抱不平,乃舍粤西趋浙。
  1758年,清高宗又命把浙海关封闭,驱归广东。于是外人之不平更甚。英国曾于1792、1810年两次派遣使臣到中国,要求改良通商办法,均未获结果。其时中国官吏并不能管理外人,把其事都交给公行。官吏和外人的交涉,一切都系间接。自1781年以后,英国在中国的贸易,为东印度公司所专。其代理人,中国谓之大班,一切交涉,都是和他办的。1834年,公司的专利权被废止。中国说散商不便制驭,传令其再派大班。
  英人先后派商务监督和领事前来,中国都仍认为是大班,官厅不肯和他平等交涉。适会鸦片输入太甚,因输出入不相抵,银之输出甚多。银在清朝是用为货币的,银荒既甚,财政首受其影响。遂有1839年林则徐的烧烟。中、英因此酿成战衅。其结果,于1842年在南京订立条约。中国割香港,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废除行商。中、英两国官员,规定了交际礼节。于是前此以天朝自居,英国人在陆上无根据地,及贸易上的制限都除去了。
  英约定后,法、美、瑞典,遂亦相继和中国立约。唯俄人仍不许在海口通商。中西积久的隔阂,自非用兵力迫胁,可以解除于一时。于是又有1857年的冲突。广州失陷,延及京、津。清文宗为之出奔热河。其结果,乃有1858年和1860年《天津》《北京》两条约。此即所谓咸丰戊午、庚申之役。此两次的英、法条约,系将五口通商以后外人所得的权利,作一个总结束的。领事裁判,关税协定,内地通商及游历、传教,外国派遣使臣,都在此两约中规定。美国的《天津条约》,虽在平和中交换,然因各约都有最惠国条款,所以英、法所享的权利,美国亦不烦一兵而得享之。
  至于俄国,则自十九世纪以还,渐以实力经营东方。至1850年顷,黑龙江北之地,实际殆已尽为所据。至1858年,遂迫胁黑龙江将军奕山,订立《瑷珲条约》,尽割黑龙江以北,而将乌苏里江以东之地,作为两国共管。1860年,又借口调停英、法战事,再立《北京条约》,并割乌苏里江以东。而西北边界,应当如何分划,亦在此约中规定了一个大概。先是伊犁和塔尔巴哈台方面,已许俄国通商,至是再开喀什噶尔,而海口通商及传教之权,亦与各国一律。而且规定俄人得由恰克图经库伦、张家口进京。京城和恰克图间的公文,得由台站行走。于是蒙古、新疆的门户,亦洞开了。
  总而言之:自1838年林则徐被派到广东查办海口事件起,至1860年各国订立《北京条约》为止,中国初期与外国交涉的问题,告一结束。其所涉及的,为:(一)西人得在海口通商,(二)赴内地通商、游历、传教,(三)税则,(四)审判,(五)沿海航行,(六)中、俄陆路通商,及(七)边界等问题。
  (1) 疏舛[chuǎn]:指粗略紊乱;疏漏错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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