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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晋初的形势

  吴、蜀灭亡,天下复归于统一了,然而乱源正潜伏着。这乱源是什么呢?
  自后汉以来,政治的纲纪久经废弛(试看第十三章讲述可知),政治上的纲纪若要挽回,最紧要的是以严明之法行督责之术。魏武帝和诸葛亮都是以此而收暂时的效果的。然而一两个严明的政治家,挽不回社会上江河日下的风气,到魏、晋之世,纲纪又复颓败了。试看清谈之风,起于正始(魏齐王芳年号,自公元240年至248年),至晋初而更甚,直绵延至南朝之末可知。所谓清谈,所谈的就是玄学。谈玄本不是坏事,以思想论,玄学要比汉代的儒学高明得多。不过学问是学问,事实是事实。因学问而忽视现实问题,在常人尚且不可,何况当时因谈玄而蔑视现实的,有许多是国家的官吏,所抛弃的是政治上的职务。
  汉朝人讲道家之学的所崇奉的是黄、老,所讲的是清静不扰,使人民得以各安其生的法术。魏、晋以后的人所崇奉的是老、庄,其宗旨为委心任运。狡黠的讲求趋避之术,养成不负责任之风;懦弱的则逃避现实,以求解除痛苦;颓废的则索性蔑视精神,专求物质上的快乐。到底人是现实主义的多,物质容易使人沉溺,于是奢侈之风大盛。
  当曹爽执政时,曾引用一班名士。虽因政争失败,未能有所作为,然从零碎的材料看来,他们是有一种改革的计划,而其计划且颇为远大的(如夏侯玄有废郡之议,他指出郡已经是供镇压之用,而不是治民事的,从来讲官制的人,没有这么彻底注重民治的)。曹爽等的失败,我们固然很难知其原因所在,然而奢侈无疑的总是其原因之一。代曹爽而起的是司马氏,司马氏是武人,武人是不知义理,亦不知有法度的,一奢侈就可以毫无规范。何曾、石崇等人正是这一个时代的代表。
  封建时代用人本来是看重等级的。东周以后,世变日亟,游士渐起而夺贵族之席。秦国在七国中是最能任用游士的,读李斯《谏逐客书》可见。秦始皇灭六国后,仍保持这个政治习惯,所以李斯能做到宰相,得始皇的信任。汉高祖起自徒步,一时将相大臣,亦多刀笔吏或家贫无行者流,就更不必说了。汉武帝听了董仲舒的话,改革选法,博士、博士弟子、郡国上计之吏和州郡所察举的秀才、孝廉,都从广大的地方和各种不同的阶层中来。其他擢用上书言事的人,以及朝廷和各机关的征辟,亦都是以人才为主的。虽或不免采取虚誉,及引用善于奔走运动的人,究与一阶级中人世据高位者不同。魏、晋以降,门阀制度渐次形成,影响及于选举,高位多为贵族所盘踞,起自中下阶层中较有活气的人,参与政治的机会较少,政治自然不免腐败。
  如上章所述,三国时代,南方士大夫的风气,还是颇为剽悍的。自东晋之初,追溯后汉之末,不过百余年,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等人物,未必无有(晋初的周处,即系南人,还很有武烈之风)。倘使元帝东渡以后,晋朝能多引用这一班人,则除为国家戡
  两汉时儒学盛行。儒学是封建时代的产物,颇笃于君臣之义的。两汉时,此项运动,亦颇收到相当的效果。汉末政治腐败,有兵权的将帅,始终不敢背叛朝廷(说本《后汉书·儒林传论》)。以魏武帝的功盖天下,亦始终只敢做周文王(参看《三国志·魏武帝纪》建安十五年《注》引是年十二月己亥令,这句句都是真话),就是为此。司马氏的成功是狡黠而不知义理的军阀得势(《晋书·宣帝纪》说:“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创业之始,及文帝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司马氏之说可见),自此风气急变。
  宋、齐、梁、陈之君亦多是如此。加以运祚短促,自不足以致人忠诚之心。门阀用人之习既成,贵游子弟,出身便做好官,富贵吾所自有,朝代变换,这班人却并不更动,遂至“忠君之念已亡,保家之念弥切”(说本《南史·褚渊传论》)。中国人自视其国为天下,国家观念,本不甚发达;五胡乱华,虽然稍稍激起民族主义,尚未能发扬光大;政治上的纲纪,还要靠忠君之义维持,而其颓败又如此,政治自更奄奄无生气了。
  秦、汉时虽有所谓“都尉”,调兵和统率之权,是属于太守的。其时所行的是民兵之制,平时并无军队屯聚;一郡的地方太小,亦不足以背叛中央;所以柳宗元说“有叛国而无叛郡”(见其所著《封建论》)。自刺史变为州牧而地盘始大;即仍称刺史的,其实权亦与州牧无异;郡守亦有执掌兵权的,遂成尾大不掉之势。晋武帝深知其弊,平吴之后,就下令去刺史的兵权,回复其监察之职。然沿袭既久,人心一时难于骤变。平吴之后,不久内乱即起,中央政府,顾不到各地方,仍借各州郡自行镇压,外重之势遂成,迄南朝不能尽革。
  自秦、汉统一之后,国内的兵争既息,用不到人人当兵。若说外征,则因路途窎
  晋初五胡的形势,是如此的:
  (一)匈奴。散布在并州即今山西省境内。
  (二)羯。史籍上说是匈奴的别种,以居于上党武乡的羯室而得名的(在今山西辽县)。按古书上的“种”字,不是现在所谓种族之义。古书所谓“种”或“种姓”,其意义,与姓氏或氏族相当。羯人有火葬之俗,与氐、羌同,疑系氐、羌与匈奴的混种,其成分且以氐、羌为多。羯室正以羯人居此得名,并非匈奴的一支,因居羯室之地而称羯。
  (三)鲜卑。《后汉书》说东胡为匈奴所破,余众分保乌丸、鲜卑两山,因以为名。事实上,怕亦是以山为部族名的。此二山,当在今蒙古东部苏克苏鲁,索岳尔济一带。乌桓(编者注:亦作“乌丸”)在南,鲜卑在北。汉朝招致乌桓,居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塞上,以捍御匈奴。后汉时,北匈奴败亡,鲜卑徙居其地。其酋长檀石槐,曾一时控制今蒙古之地,东接夫余(与高句丽同属貉族。其都城,即今吉林的长春县),西至西域。所以乌丸和中国,较为接近,而鲜卑则据地较广。曹操和袁绍相争时,乌丸多附袁绍。袁氏既灭,曹操袭破之于柳城(汉县,今热河凌源县)。乌桓自此式微,而鲜卑则东起辽东,西至今甘肃境内,部族历历散布,成为五胡中人数最多,分布最广的一族。
  (四)氐。氐人本来是居于武都的(即白马氐之地,今甘肃成县),魏武帝怕被蜀人所利用,把他迁徙到关中。
  (五)羌。即后汉时叛乱之余。
  氐、羌都在泾、渭两水流域。当时的五胡大部分是居于塞内的,间或有在塞外的,亦和边塞很为接近。其人亦多散处民间,从事耕织,然犷悍之气未消,而其部族首领,又有野心勃勃,想乘时恢复故业的。一旦啸聚起来,“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江统《徙戎论》语),其情势,自又非从塞外侵入之比。所以郭钦、江统等要想乘天下初定,用兵力将他们迁回故地。这虽不是民族问题根本解决之方,亦不失为政治上一时措置之策,而晋武帝因循不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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