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维新志士与革命志士(五)
毛平也算是最早到武汉工作的人民党同志。在1905年的时候,人民党的正式党员只有八个人。陈克和游缑完成了特效药“606”的开发,毛平还是以“黄埔书社”成员的身份去武汉当医生的。1908年4月的现在,再次回到武汉工作的毛平不仅仅是医生。人民党此时的财力远超1905年。毛平奉命在人民党创建的“汉阳新区”开办了一所“武汉医科学校”,按照医学界的传统,“武汉医科学校附属医院”也建成了。毛平身兼医科学校校长以及附属医院的院长,也算是知识界的一号新兴人物。
毛平主持的武汉医科学校以及医院设在钢铁厂附近,由于收费不算高,加上又是西医,医院每日里都是人头攒动。毛平平日里也坐诊,问完了发烧病人的情况,毛平说道,“去验血吧。”
最近的传染病情况很多,春夏之交的时候往往是流行病大发作的时候,武汉三镇是大城市,人口多,往来的人多,流行病发作的可能也更大。汉阳新区作为低洼湿地,生病更是一个常见问题。人民党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已经在武汉三镇多次搞了卫生普及讲座。讲座效果自然是不错的,当然,其结果是武汉医科学校附属医院“生意兴隆”。
“毛院长,钢厂出事了!死了六个人,伤了四个。”通讯员急急忙忙的冲进了毛平所在的门诊处。
毛平立刻起身,“叫上医疗队的同志,咱们现在就去。”
钢铁厂是个高危行业,莫说现在,即便是解放之后,每个大中型钢铁厂每年都有三位数“死亡标准”。也就是说,每年因为各种原因死亡人数不超过三位数的这个标准,钢铁厂就不算出了管理问题。这不是草菅人命,这是因为钢铁厂的工作环境决定的。高温、高热、高噪音,还有各种放光。工人和技术人员可不是说让你躲在安全的地方以保命为唯一目的。工人和技术人员要观察,要处理上千度的金属液体。自身稍微一个不小心,或者生产流程里头稍微一个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那就会导致伤残。毛平亲眼见过一个高炉正上方天桥上的工人不小心掉进了高炉里头,等毛平上了天桥,下头沸腾的铁水中再也没有什么人类的踪迹。上千度的高温环境中,整个人都被烧成了飞灰。
所以死亡这件事本身并没有让毛平再有任何惊讶,任何惊讶都没有意义,这就是大家面对的现实。
一出门,毛平就看到了阴沉沉的天空,他心里头觉得莫名的有些不安。这种连绵的云彩很像是当年在安徽水灾时候看到的云彩。那次水灾给了毛平太过于深刻的回忆。定了定神,毛平就带着穿着白大褂的医疗队赶往汉阳钢铁厂。
钢铁厂里头受伤或者死人并不是什么新闻,所以厂里头倒是秩序井然。倒是那些外国技术人员看到毛平他们,会和善的打个招呼。这些洋鬼子们最初见到毛平这些穿着白大褂,医护箱上带着圆形白底红十字标志的时候,一度以为他们是洋医院的医生。得知这帮人是中国本地医生的时候,洋鬼子立刻不屑一顾起来。
直到毛平的医疗队在救治的时候,展现出了果断有效的能力。某次救了一个洋鬼子的命,他们才用真正对待医生的恭敬态度来对待毛平他们。毕竟洋鬼子开的医院,是没有不需出诊费随时赶来的医生。在这危险的工作环境里头,天知道会遇到些什么。善待医生就是善待自己。
毛平他们并没有因为其他人的招呼而停下,医疗队用一贯专注的态度迅速前进,在工厂人员的带领下直抵伤者所在的地方。与往常一样,在刺鼻的肉体烧焦的味道中,受伤的工人正在呻吟或者哭泣着。
哭泣的那位左腿已经少了一截,黑乎乎的布料被烧灼在腿上。露出在外头的是黑红的残肢。“让我死吧!”工人正在绝望的哭泣着,“我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让我死!”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在就业竞争残酷的武汉地区,这等伤残者是很难再找到像样的工作。这个世道对一个没有养家糊口能力的人毫不留情,只有缓慢的死或者痛快的死两种选择。
不管伤员的伤口多么吓人,也不管伤员的哀号多么悲惨,救治工作立刻展开。先简单的处理一下伤口,在用纱布包住伤口。伤员们被抬上担架,救护队向着医院跑去。
“毛校长!”工头拉住了毛平,“毛校长,这里头有我的亲戚,您多照顾些。”
“放心吧。我们会好好治疗病人的。”毛平答道。
“这是命啊。这是命。”工头同一种痛苦的语气反复说了好几遍,这才说出了心里话,“受这罪还真不如死了。”
毛平知道工头的意思,工头没说出来的话是,“如果花费太大,那就不用救了。”毛平对医院的情况非常了解,人民党的医院也不可能不惜代价的救治这种病人。现在的医院根本就没什么大宗进项,如果人民党不是为了积累出足够的医生,而且人民党在医生身上的投入本身也很少,这家学校和医院早就撑不下去了。
武汉三镇是大城市,作为九省通衢的要地,又有好大的租界区。这里被美国人称为“东方芝加哥”。而畸形的城市发展中,恰恰缺乏医疗体系,更不可能有什么社会保障体系。人民党对自己体系内的伤残人员除了尽心救治之外,还会安排很多他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对于未婚人员,甚至还会给他们安排结婚之类的待遇。可那是根据地,人民党基本上掌握了整个根据地,有诸多企业、工厂,有着太多的就业机会。在武汉,一日不劳,一日不食。太多的人等着太少的就业机会,一旦因为重大伤残被劳动队伍所淘汰,下场悲惨的很。
即便是把人救下来,那意义何在呢?毛平忍不住想,如果汉阳钢铁厂是人民党的,那么人民党自然不会对这些工人同志置之不理。可是现在的情况,人民党既无财力,也无义务对这些人提供治疗之外的更多帮助。
“能救下来就是他的命。听天由命吧。”毛平对工头说道。工头用理解和感激的眼神看着毛平,连连说着“多谢。”
毛平为了平易心中的情绪,忍不住暗暗对自己说:“发挥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毛平甚至回想起陈克用一种极为认真的态度对自己说,“毛平同志,你辛苦了。”
想到这里,毛平觉得自己又恢复了坚持工作下去的勇气,尽可能的为中国贫乏的医疗工作做些事情。不过毛平若是能知道陈克内心所想的东西,只怕会大惊失色。陈克面对自己努力建立起来的简陋的公共医疗医疗体系,经常会想,这些辛苦的工作人员那平均近乎10%的病人死亡率,若是在21世纪只怕早就被医闹们堵住大门给弄得想自杀吧。
抱着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的毛平,带着医疗队离开了汉阳钢铁厂。学校和医院健在一大片空旷的土地上,这是汉阳新区的地盘。
1905年,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在汉口动工修建东起汉口堤角、西至舵落口的“张公堤”。自建成之后,后湖十几万亩低洼地上升为陆地,这样导致汉口城堡失去了防水功能。而后来,玉带河渐渐淤塞,清末遂拆除汉口堡改建大马路,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大道。今日汉口的雏形就逐渐形成了。
人民党在此时介入武汉,并不是事先计划好的。更不是陈克对历史的了解有如此细致的程度。纯粹就是误打误撞,在有大量空地的汉口插进了一杠子。这十几万亩的洼地本来是湿地,没什么人居住。到1908年,地下水位降低,这地方终于能够进行大规模兴建。
医疗队进了医院,医院里头依旧是人头攒动。这个时代,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传染病占据了大多数病床。群众们虽然不知道传染病的道理,却知道传染病的表现。把传染病人留在家里头,全家遭殃。送去医院的话,一来对亲人尽了心,二来也避免了家里头遭殃。如果是新中国时期,医院和国家卫生防疫体系自然是要解决这些防疫问题的。可现在是1908年,满清政府既没有解决社会问题的意愿,更没有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私人开医院那是为了挣钱,是要往自己腰包里头挣银子。而不是掏自己腰包花费巨大的来给社会提供服务。
所以,直到人民党介入武汉,即便是只有大规模卫生宣传活动,真正意义上的卫生防疫体系的雏形才算是出现在武汉。
众人见医疗队抬着伤员进来,知道事情重大,纷纷让开了道路。毛平他们顺利的进入手术室,开始进一步的救治工作。
这是1908年4月的事情。赵尔巽大人尚且在湖广总督的位置上。
而两个月后,也就是1908年6月,在江苏临时议会正式建立时,赵尔巽大人已经如愿以偿的重新就任四川总督。他抛下湖北这个烫手山芋,急急忙忙的赶去四川。甚至继任都没等。
进入夏季的武汉地区下起了大雨,各地水位暴涨,湖北眼见着要连续第五年遇到大规模水灾。而此时的毛平,正动员医院的同志和学校的学生做好救灾防疫的准备。
不仅仅是医院,武汉工作队的同志们更是做着紧急动员。来武汉工作之前,陈克对武汉工作队说过,“同志们,革命可以走先用军事力量控制一个地区,然后在民政上展开新制度建立工作的方式。同时,革命也可以走先在民政上展开工作,最后实施军事接管的模式。无论哪种模式,都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但是只靠军事力量是打不出一个新政权的。革命的最终目的,无外乎让人民能够更好的劳动,能让人民更好的生活。这是一切真正革命的归结点,也是一切革命的目的。”
人民党有着应对水灾的能力,党员干部们几乎都是从水灾中死里求活挣扎出来的。虽然人民党的同志都学习过唯物主义,也都坚定的表态,这世界上不存在鬼神。面对现在的局面,他们很怀疑陈克是不是有能掐会算的能力,当人民党开始在武汉投放力量的时候,不用上阵厮杀,不用阶级斗争,老天竟然用水灾这种残酷的方式来帮了一把。
通讯员带来了消息,陈克主席带领的工作队在大别山区的工作很有成效,到现在,已经征集了数万人的队伍。而这支队伍已经开始做出兵武汉的准备。不是为了军事斗争,而是为了救灾工作。人民党有可以在毫无竞争对手的社会局面下尽情展开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