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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江湖:前老板大卫的几个小故事

  虽然离开那家只工作了三年多的公司已经十几年了,但因为老板大卫帮过我一个大忙,近来我越来越希望能联系上他,以找机会表示一下感谢。终于,原同事玛格丽特帮我实现了这个愿望,但得到的却是个很意外的消息。想象中愉快地按通电话,先让他猜猜我是谁,然后再发去几张全家福的情景,没有立刻发生。
  大卫出事了。我需要想一想话该怎么说。
  跨入新世纪的那年金秋,我得到某国际酒店集团的工作机会,但整件事情纯属偶然。当时,我因不习惯原公司的企业文化而去意渐浓,经常上《芝加哥论坛报》浏览招聘广告。豆腐块大小的地方,密密麻麻都是招聘信息。一次我看串了行,给一个压根儿没想申请的号码发了简历过去。出人意料的是,几天后我接到了电话约谈,与未来的顶头上司阿斯塔进行了一番交流。尽管并不具备所要求的行业经验,我还是收到了她的面试邀请。也许是服务行业的原因,同事们都非常和善优雅,直言对我的背景无可挑剔。而对于我,最重要的是,公司愿意为我申请绿卡。
  面试进入到最后环节,阿斯塔带我去见她口中的大卫,部门的北美大区老板。与惯常办公室的布局不同,他居然背冲着门坐,宽大的皮椅上露出半截肩膀、挺括耀眼的白衬衫,以及一头与年龄极不相称的孩子似的浅色金发。他闻声转过椅子,欠起高大的身躯,用同样宝贝蓝的眼睛打量了我几秒,漫不经心地伸出手来握了握。
  大卫并无兴趣多说些什么,毫无遮拦地告诉阿斯塔“你决定吧”。由于公司结构设置的原因,cfo位缺,大卫名义上为controller,实则集二职于一身。尽管我应聘的只是个芝麻粒大小的senior,他还是太傲慢了点。我犹豫了三天才接受,就是对这位大头没有好印象,担心他难伺候。因为一旦递上绿卡,等于卖给那里,我有期待,也有不安。上任伊始,我发现自己有选择办公室的自由,一间在大卫隔壁,一间在下层商务中心,毫不犹豫就去了后者,想尽量避免跟他抬头不见低头见。
  说到正事,我面临的是个烂摊子。酒店总部在瑞士,美洲分部刚从纽约迁来,马上还将与新加坡合并,因为使用不同的会计制度,系统之间尚未联网,金融财务方面的工作堆积如山。我的桌上摆了三台电脑,一台连纽约,一台连芝加哥,一台连苏黎世,脚边还有一台连新加坡,电缆线纵横交错,就好像《小灵通漫游未来》里描述的场景。难怪大家对我都那么友好,是为有人来分担而高兴吧。我每天从公寓门口乘车直抵市中心,扎入楼群后经由地下通道即达办公室,早晨便开始惦记一天的活计,晚上仍想着还没完成的任务,星星和月亮即使挂满天空也没时间抬一下眼帘,太阳就更难得一见了。
  阿斯塔是位出生于非洲、在美国南方长大的中年女子,上等黑宝石般美艳。她本人是基督徒,却嫁了个穆斯林大学同学,男方为回中东接受家产,不辞而别。大卫与她因工作关系相识多年,邀她离开旧地重新开始。但芝加哥的冬天让她措手不及,加之工作压力,造成她比较情绪化,在她手下干活一度艰难。
  有一次她把东西算错了,影响到一份综合报表的结果,可她却要求修改我做的那部分。我小心地提出异议,她非但不听还指责我不懂合作,最终我忍无可忍跟她吵了起来,扬长而去。事后我难免惴惴,不料她却先向我道了歉,说是大卫提醒了她:“那中国丫头敢跟你吵,一定有200%的把握。”大卫在意的只是我们源源不断提供给他所需要的数字。
  酒店近水楼台,忙碌之余,吃吃喝喝成为我们犒劳自己的最好方式。记得第一次是入职不久,在一家很知名的西餐厅,大卫绅士地为我倒上一杯酒,以弥补前日欢迎午餐的简陋。喝酒是我的死穴,从来碰到酒局我就头大,加上他一本正经的神色,更让人紧张。他误会了,吩咐服务生:“请换一种她喜欢的。”幸亏有其他酒鬼同事,眼疾手快接下来,容我以果汁滥竽充数。
  第二年初夏,我的绿卡申请如约递交。尽管仍然忙乱,但心里一块石头终究落了地。可惜好景不长,很快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
  9月11日早晨,我像平常一样来到公司。大卫的秘书,年逾五旬的罗娜,情绪激动地冲过来,高声惊呼纽约世贸大厦被恐怖袭击了……我办公室几米远的外墙上就挂有一台当时还不多见的薄型大屏彩电,脚踏质地柔软、色彩斑斓的地毯,耳边回荡着沁人心脾的音乐,目光所及之处满是橘色的灯光,千里之外的惨剧让我毫无概念。
  正当我茫然地看着浓烟滚滚的画面,后来被反复播放了逾千万遍的一幕出现了:视野中又钻出一驾飞机,笔直地飞向双子塔,橘红的火球和乌黑的蘑菇云一瞬间腾空而起,刚刚还亭亭玉立的南楼就像一个破火柴盒一样被撕扯开了……晃动的镜头、惊呼的记者,和身边彻底歇斯底里的罗娜,看得我目瞪口呆。
  我这才了解到,罗娜外表看似白人,其实生于伊朗,儿时与家人逃到伊拉克,最后以难民身份落脚美国。她熟知战火与杀戮,对故土感情复杂,很敏感此次事故是何人所为,难怪痛彻心扉。表面看每个人都好好的,原来都挺苦大仇深。大卫听着罗娜的哭诉,脸上没有了那种捉摸不定的神色,为她端来一杯冰水,待她稍显平静后,示意一男同事叫来出租车,送她回家了。
  那天之后的世界便不同了。首先美国的旅游业陷入瘫痪,辐射到欧洲、中东,公司的营业一落千丈。祸不单行,接下来亚洲爆发了sars,香港、新加坡、韩日、中国无一幸免……集团旗下的生意全线告急,但维护那些庞大的不动产,却是一分钱也没少花。
  我自己的情形也急转直下。一天下班前,阿斯塔进来关上门,告诉我说由于公司收入滑坡,员工绿卡申请全部被无限期冻结,换句话就是不能办了。这之于我简直是个晴天霹雳,与亲睹航班175引爆世贸大厦同样惊骇,我一筹莫展,惶惶不可终日。更糟糕的是几天后,人事部经理维姬不是打电话,而是派人来叫我去一下。我猜铁定要被裁了,立刻想好晚上必须去女友小刘家吃饭。她随丈夫来美国,没下飞机就有绿卡,我都快流落街头了,不蹭她蹭谁呢。
  维姬面露难色,挤牙膏般跟我解释,绿卡停办,本质就是钱的问题。除此之外凡她能做到的,一定尽力协助。我一下就听明白了,转忧为喜,马不停蹄地联系到一位华人律师。他收费合理,并安慰我不要上火,可谓峰回路转。我又恢复哼着歌的快乐模样了。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很久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才听罗娜说起,大卫得知我的麻烦后,亲自打电话给人事部门协商。不知对方说了什么,惹得他大发雷霆,抛出一句“我不管,反正你得给那个中国丫头搞定绿卡”,然后摔了电话。大卫背后总叫我“the chinese chick”,其实我早过了小丫头片子的年龄,只是亚裔普遍显得年轻他们猜不出来吧。
  原来如此,难怪人事部经理接待我时那么不自然。虽然我工作很勤奋,但也并非不可取代,居然是一直敬而远之的大卫为我争来宝贵的机会,否则我不知还要走多少弯路。当大卫得知我自己付费后,依然不满,认为只在员工身上省钱并不公平。后来阿斯塔告诉他私人律师办得更快,他才哼了一哼。
  大卫除了身为账房总管,也是酒店管理和并购方面的专家,随着经济形式的好转,他跟公司的摩擦也逐渐明显。比如他反对大规模地兼并扩张,力主对工会态度更加强硬。在他看来,某些有着浓郁欧亚背景的高层,对美国社会的理解存在偏差,故常使下面的工作举步维艰。
  不久,当一个可能裁员的消息传来时,尽管依依不舍,我仍去另寻了他路。新的公司属于高科技类,完全是另外一种氛围了。后来听说大卫也另谋高就,搬回老家的一座大城市去了。
  但我与酒店的几位前同事一直保持着联络,市场部的玛格丽特就是其一。让我惊讶的是,提到大卫,大家对他的评价都非常之高,认为我碰见这样的老板运气很好。与我同批申请绿卡的人中,不是被迫离境,就是费力地调换工作,留下的也历经曲折才安顿下来。
  然而,这次玛格丽特带给我的最新消息是,大卫去年被以渎职罪被起诉了。
  原因是,大卫担任财务总监的某豪华酒店的资深运营者兼开发商,授意他挪用四十八万美金公款,支付自己的房产税。之前总经理因提出反对已被解雇,迫于对方位高权重,大卫违心地划出了这笔钱。东窗事发后,他虽因配合检方作证得到缓刑,但会计师资格被取消,若干年内不能从事相关工作,对于他的年龄,几乎就是永远了。
  记得多年前我在那所普通的州立大学读书时,一次教税法的老先生因某话题有感而发,讲过大致这样一段话:你们以后当会计,总要与金钱和上司打交道,会看到不想看到的事情,陷入怎么做都是错的境地。所以大家一要用好判断力,二要自求多福。
  回想起来,这就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吧。大卫知法犯法,已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我就不予评说了。对于帮助过我的事,估计他早已忘记,但补上当年从未对他当面说出的谢谢,是我唯一需要去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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