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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十四
  爆炸后第七天。上午十点,林少佐站在审讯室窗后,望着对面房顶天台。在他的纵容下,观众越来越起劲,几个人站在用三脚架固定的箱式照相机周围。剩下的坐在公用水箱盖上抽烟,间或举手挡着太阳光,尽心尽责地观察着爆炸事件的最新动态。
  要不要派人驱散?我建议道。租界报纸已开始将注意力转向甜蜜公寓。爆炸事件通常只会出现在本埠新闻栏目,但封锁,尤其是断绝食物供应,更容易造成一种持久的动人效果。更何况东京使节团此刻正在南京。为庆贺汪政府成立,东京派来大批重要人物。使团由阿部信行大将率领,贵族院议长松平赖寿和众议院议长小山松寿赫然在列,团员中甚至包括菊池宽,他是个作家。
  林少佐推开窗,有人在对面兴奋地叫起来,显然有所克制,压低了声音。不,没有必要,他把双手撑在窗台上,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
  他叫来宪兵,让他们在公寓外面的街道上再次宣读封锁公告。没过多久装甲车上的高音喇叭就发出嘶哑的吼叫声。
  林少佐坐回审讯桌,敲敲卷宗,叉起手臂,说:“为什么一个中国人会主动来向我们提供情报呢?”
  我不方便回答这个问题。身为汉奸,常常会遭遇这种质疑。
  “宪兵队告诉我,早上有两个女人在吵架?”
  “杨太太跟门房老钱说话,提到蒋先生。蒋太太认为杨太太在骂蒋先生。”
  “为什么?”他很有兴趣。
  “可能是蒋太太听错了,她把老蒋听成老甲鱼。”
  “这是为什么?”
  他没有认真听我关于方言语音的解释,他仍在疑惑,间或翻阅一下笔录。宪兵开门时,带来一阵浓烈的油烟味。因为前些天夜里有人从窗外偷偷向公寓扔食物,宪兵队不允许在公寓任何位置私自开窗,各种气味便在楼道中历久不散。
  “公寓中仍有大量食物,”林少佐笑着说,“皇军的封锁和搜查看起来没什么效果。”
  “马先生,”他忽然说,“与鲍天啸住在一起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何福保。英商卜内门洋行职员。从前与鲍天啸同事。都是单身,又是同乡,所以住到一起。”
  “那么他可能对他十分了解,是好朋友吧?”
  “鲍天啸向何福保借钱。有时欠钱不还,何福保把这些事情告诉邻居,大家都觉得,他们关系不是很好。”
  “鲍天啸很穷么?”
  “他喜欢吃。上海有名的饭馆,跑堂厨师都认得他。昨天晚上富春居那两个厨师就跟他很熟。这个人既不赌又不嫖,钱都花在吃上头。”
  “我们来看看这个何福保有什么说法,你觉得如何?”
  何福保惊魂未定。宪兵刚把他从卫生间拖出来,放到椅子上。
  “何先生,请你告诉我,鲍天啸先生为什么突然来找皇军?”林少佐站在何福保面前,低头瞪着他。
  “我真不知道——”
  连人带椅子,何福保被踢到墙角。两名宪兵把他拖进卫生间。趴在瓷砖地上,两双手抓着他的头发和脖子,往地上搓。一个宪兵用膝盖顶在他腰上,他的脚踝也被一双靴子踩着,脚背绷直几乎贴着地面。宪兵把那双手臂向前推,现在他变得像只被抓住翅膀的蜻蜓,在地上挣扎,但挣扎毫无用处,只会让他脸颊和鼻子更快磨烂。
  他的手臂现在跟肩膀已成九十度直角。一名宪兵抓住他双手,从背后继续向前推。何福保叫不出声音,喉咙咔咔有声,好像有什么东西梗在那里。窒息状态保持了大约二十秒钟,手臂突然回到直角,惨叫声再次响起,好像一只音量开关被某个顽童胡乱玩耍。
  宪兵来回推动手臂,大约有七八次。角度越来越大,停顿时间也越来越长。
  林少佐点点头。宪兵把何福保拖回审讯室。
  “他欠了人家东西。”何福保说。
  “什么东西?”
  “粮食。”
  “说下去。”
  “他收了人家钱。答应帮人家买粮食。”
  “他买到没有?”
  “一开始有。后来没有了。东西很贵。但没有办法,每一家都拿钱给他。所有人都追着他要东西。有人说,要把他交给你们。”
  “他从哪里买粮食?”
  我站在桌边,弯着腰在记录纸上疾书,我心情激动,必须让自己手上有点事情做。
  “我不知道,他对谁都不说。他把钱拿去,几个小时后,他会送来一点米和油,和其他东西。”
  “你和他住在一个房间呢,他有办法弄到粮食,你不好奇么?你有没有提出给他帮点小忙呢?有时候他需要一点掩护呢,那样你也可以赚点钱,还能弄到食物。生意何不一起做呢?这可是一门好生意,如今西贡大米每担价格五十块钱,是不是又涨价了?”他转过头问我。
  “他那些货卖多少钱?”
  “我不知道。我不敢——”
  宪兵把鲍天啸带进来之前,林少佐大有所悟,对我说:“所以他就来找我们。报告罪犯线索。希望转移我们视线,把追捕重心转向公寓外面。这是没办法的办法,但总比什么都不干好一些。对不对?”
  “另外,他替皇军办事,别人就没有办法追着他要债。”我说。
  “鲍先生,昨晚休息得好么?”
  鲍天啸迟疑地点头,又看我。这家伙,难道想让我当着林少佐的面给他一点暗示么?我冷冷看着他。
  “很好。审讯工作压力很大。我希望你能休息好。”
  “我能不能抽根香烟?”
  林少佐点点头,我把香烟和火柴递给鲍天啸。
  林少佐打开窗,风从外头吹进来,观众站在对面屋顶天台上,隔那么远看,审讯室就像个普普通通的办公室,也许是个编辑部,临近午休在聊天。鲍天啸拢着手划火柴,几次才点着。
  “你们刚刚找过何福保。”
  他像是在自言自语。
  “你想不想知道他告诉我们什么?”
  鲍天啸低着头,看着地板,好像那里有答案,好像那里有个洞,洞里有个舞台提词人。
  “他什么都不知道,他是局外人——”
  鲍天啸低声嘟哝着,好像这些话本是他内心争辩,却不自觉说出声来。
  林少佐忽然大笑起来,兴高采烈地说:“那么他是什么局——外人?”
  “不是这个意思。”
  鲍天啸看看林少佐,又低下头,慌乱地看着地板。那个提词人可能在打盹,也可能故意在戏弄他。这下鲍天啸觉得自己糟了。观众冷冰冰望着他,等他继续说下去,继续出丑。
  “鲍先生,你自己跑来告诉我们,你有刺客情报。你怀疑某个女人是罪犯,我们把你当成好市民,一个可以讲理的人。我们立即替你安排餐食。当我们得知鲍先生口味精致,是个美食家,就马上提高供应标准,把你当成贵客。此时此刻我却不得不产生某种疑虑,觉得鲍先生会不会在戏弄我们?出于某种动机,鲍先生会不会在欺骗我们?”
  传说林少佐在学生时代热衷戏剧表演,至今仍常常不顾危险,便衣进入租界,到兰心剧场看戏。
  “鲍先生,一年以前,我负责驻沪日军报道部工作。有一个记者自己跑来敲门,说他愿意为我们做点事情。我们调查以后发现,此人在上海名声很坏。有人告诉我们,这个记者喜欢打听别人阴私,道听途说,添油加醋,有时甚至胡编乱造敷衍成篇,然后寄给当事人,要挟当事人出钱买下稿子,不然就予以公开发表。当事人为免难堪,也因为要钱不多,往往付钱了事。我们听后付之一笑,对他给予充分信任,认为大东亚共同体和平事业即使对那种人也要敞开大门。我们给他一大笔钱,让他在租界内办报,协助皇军,呼吁和平,维持秩序。日军报道部让他全权负责报纸出版发行。只要求他每天早上把新印报纸派人送到虹口报道部备案。谁知此人劣性不改,拿着报道部给他的大笔资金,在租界内办报,大肆刊登反日宣传言论,侮辱天皇,攻击皇军。究其原因,不过是因为此类报道罔顾事实,蒙骗市民,却反而很有销路。另一面呢,他却另行编排版面,东拼西凑,抄抄同盟通讯社电稿,做一份假报纸,只印刷十几份,送到报道部应付检查。他以为此事盘算精细,密不透风。谁知道一个人做坏事,总有暴露那一天。”
  此事是日军报道部丑闻,一向讳莫如深,外人如鲍天啸,怎么可能听说。若晓得这个故事,或发表到租界报纸,或送给重庆,日本人都要大丢脸面。即使在汉奸圈子里,这些也都是机密情报,值钱得很,足可拿它换个一年半载舞票,甚至以此结交重庆,想不到林少佐兴致所至,为了某种戏剧效果,信口将它加入台词中。
  “那天虹口公园有人扔炸弹,苏州河各桥北一律关闭。假报纸送不过来。报道部派人专门过桥,到租界购买报纸。骗局全盘暴露,报道部上下同事全体震怒。鲍先生,你知道后来这个家伙怎么样?
  “我们把他交给宪兵队。宪兵队让‘黄道会’到租界把他抓回来。就在新亚饭店房间里,用榔头把他全身上下每根骨头全部敲碎。然后把头砍下来,放在卫生间浴缸内,用淋浴龙头冲洗,浸泡一夜。第二天早上,把那只泡发得像猪头的脑袋挂到租界电线杆上。我们警告租界巡捕房,这只猪头必须挂满三天。”
  林少佐从鲍天啸口袋里掏出香烟,倒出一支递给他,用火柴帮他点上。又去打开门。
  “鲍先生,报道部同事们都认为这个家伙欺骗皇军,不可容忍,必须严惩。我与他们看法略有不同,我认为对此人加以惩罚,是因为他毫无意义地说谎。我本人赞赏富有想象力地说假话。它们通常比实话实说更有用。”
  林少佐离开有烟味的房间。这个凸向街道的舞台上只剩下鲍天啸和我。有人在对面楼顶观望,有人在街上回收酒瓶,三轮车在不平的地面上猛跳,板条箱里瓶子咣啷啷撞击。鲍天啸一惊,摇摇欲坠的一截烟灰终于掉到地板上。
  “鲍先生,你既是开了一个好头,又是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事到如今只有讲下去。一个完整故事,就算再烂也能值点钱。”
  我提醒他。我认为在他那种情形下,这种话差不多就算帮了大忙。我至今都这么想。也敢大声告诉任何人,在审讯中我没有说过为难鲍天啸的话。实际上,我多多少少帮过他,这一点他自己很清楚。认真说起来,后来在审讯快要结束时,他那种做法,可以说是间接为我担保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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