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陆七章 有关教育三、两事
杨庄足足骂了半个多小时，王绍屏只好让王志平先招呼其他人去餐厅用餐，自己和九姊妹低头一起挨训。王绍屏觉得杨庄真的学问很好：「我靠！杨姨不是盖的，骂同一件事，还能用几十种不同的说法！真猛！」(对不起！作者听过长辈这样训话，但自己学问不好写不出来，又担心真写出十几种，又被说赚字数。)
杨庄骂过癮了之后，又替九姊妹安排了功课，让她们学学孕妇能做的事，比方插花、刺绣…等等静态的事，而且还警告她们，她会按时抽查学习进度，让九姊妹不要想偷懒！但她不知道，九姊妹已经决定下午就用学习机把这些功课都学完，之后避着杨庄继续我行我素。
对于王绍屏，杨庄知道他身系国家命脉，十分忙碌(其实偷懒时间更多)，所以没有怎么处罚他，就是要他负起责来，好好地「教育」自己不懂事，又不听话的老婆们！当然这一定是白交代的，她完全不知道王绍屏在家的地位很低的，虽然老婆们似乎都言听计从，还想着讨好他的欢心，虽然那不是表面做做样子，但只要夫人们想做的事，依照王绍屏好说话的个性，她们依然会阳奉阴违，甚至先斩后奏。今天这齣王门女将出征，不就是这样的结果吗？如果不是夫人团全部一起怀孕，依照她们的个性，想要个孩子的企图心强烈之下，王绍屏可能还在争取他的「性工作者权益」啊！所以王绍屏哪来的地位好好「教育」老婆大人们呢？
王绍屏的「家庭教育」恐怕是行不通的，但是午饭时刻，在梅花工作餐饭盒的席间，韩復榘则提出泰安、济南的教育大计。
说是韩復榘要佔王绍屏的便宜，让他出钱办山东的教育。那真是误会了平时真的喜欢贪小便宜但对教育非常大方的韩復榘了！他提这件事是希望王绍屏以此为藉口，能再把张伯苓这位教育界的大神吸引到山东来，好为王绍屏搅动青岛港务风云的事佈局。
王绍屏稍稍了解一下昨天有关张伯苓和沉鸿烈关係的描述，虽然始作俑者的周恩来不在场，但是知道许多近况的韩復榘可是加油添醋讲得更详细，更方便王绍屏做判断下决定。
韩復榘在教育厅长何思源的推动下，正准备实施全面义务教育；在大儒梁漱溟大举实施的乡村建设中，试办了91所乡农学校；对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于青岛设立的国立青岛大学，次年改名为山东大学，也是大力支持。山东大学名为国立，但大部分经费都是由韩復榘主政的山东省地方财政支付，韩復榘并没有因为青岛不在自己辖下而不重视这所大学，每年拨付的款项佔该校全部经费的60%。所以，韩復榘可谓军阀当中重视教育的第一人。
因此，除了替王绍屏出谋划策之外，对于教育规划、教育理念，他更是滔滔不绝讲得口沫横飞。让在场的其他人士都为之侧目、刮目相看。「那个抢篮球的故事应该是人家中伤你的吧？」林蔚忍不住插嘴。
韩復榘倒是不以为意：「也不能这样说，那就是老韩我知识浅薄，第一次在山东大学看到学生打篮球，我不知道比赛规则，怕又是有人苛扣经费，心急口快地问了学校校务人员：『是不是经费不够，不能每个学生都拿到一颗球练习吗？』之后就传成大家听到的版本了！我应该先问打球规则，再问经费的。」糗事娓娓道来，也没见韩復榘懊恼尷尬，只是如同说一个听到的笑话般从容。这让在场，包含王绍屏都对韩復榘高看一眼。
不过对于教育，王绍屏有另外的看法，他对其他这个时代的教育家的想法和现在的做法不是那么熟悉，于是丢出自己的想法看看韩復榘的反应：「我们王家对教育的做法可能有点太超前，得请教韩大哥，看看我们这套可不可行。」改口叫韩復榘大哥，可是让他暗自欣喜，认为自己热心的为王台生出谋划策，终于得到回报，于是谦虚的说：「我也不是专家，学问也不好，不过有点经验可以提供台生做些参考，台生说来听听，王家的教育怎个先进法。」
王绍屏知道台湾成也教育，败也教育，一开始推动培养工人的工业化教育，在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的确造就了台湾起飞；但在廿一世纪初期，对于產业再升级，创造新產业，原本不强调创造力的工业教育就有点捉襟见肘，无论是九年一贯还是十二年国教，都不脱背诵、学习旧知识，对于开发学生潜力并没有帮助，而且受过工业化教育，只熟悉这套教学方法的父母、教师、官员，对于面对教育改革，反而成为最大阻力。说要书包减负，但每科教师都觉得自己重要，所以书包是越减越多；说到提升创造力，和国际接轨，新的学科但同样教法、学习方式却趁虚而入，成为学生新的包袱。考试的学科更多，学生压力更重，当然就离思考、解决问题的创造力提升就越远。不是考试压制了学生的兴趣，而是过重的学习导致学生放弃；不是挫折降低学习的乐趣，而是不知道如何应用、解决生活问题的死知识，无法引起任何乐趣，只觉得自己是考试机器。这个窘境，直到廿一世纪中叶，才被世纪初一直灌输廿一世纪公民能力概念的新一代父母出现后，才顺利完成改革，使得台湾经济再度好转。而王绍屏认为既然已经知道歷史的困境，那就不要製造出未来改革阻力的一代，趁着工业化教育尚未普及，何不直接推动廿一世纪公民能力教育？
「依据我们的经验，年龄虽然是理解力差异所在，但学生背景和兴趣才是差异的关键，所以依据年纪大小分班是个非常粗略的做法，全面一致学习一样的进度，更是强人所难。尤其看全部总分来挑取学生升级，那更是抹煞某些偏科的天才。所以我们针对这些缺点，做了制度化调整。
我们的规划很简单，就是承认每个人天赋不同，让学生自我调整学习。当然我们也有总体的学习目标规划，规定学生至少要达到什么程度。我举个例子好了，比方国文，识字是一个阶段，能读懂文章是第二个阶段，能写文章是第三阶段，一般学生学到这里算是小学合格了。
中学则是读古文，能读通唐宋復兴的古文运动是第一阶段，读懂诗词歌赋，能欣赏是第二阶段，能将前面两项概念运用到白话文上，写出有条理的论说文，或具有美感意境的抒情文，那就是完成第三阶段，能通过这三项，初中国文就能毕业了。
高中我们则是安排了读经、读史，模拟写文言文，试着写诗、词、歌赋，做对子、猜谜语…等国学课程，从通俗到艰涩分为六个等级。学生通过三个等级就能完成高中国文课程，如果完成四个等级，能教初中，五个等级能教高中，六个等级能申请进大学国文系…。
其他学科也是类似，从生活应用到深入研究、甚至思考创作。当然教学法也要做一些变革，我们不採取教材全部都是老师讲解的方法，而是老师讲解一部分关键知识，然后透过出题目，让学生自己去找答案，老师在根据这些答案指导学生不足，这样一来，学生在动手做的过程中，就能将知识和应用结合，比死记活背的填鸭教学法来得学习效果好。
我们在规划的十二年义务教育中，允许学生自由选择单科等级，依据自己的天赋、兴趣做差异化学习。有的学生可能在小学时候就对某科目天赋异稟，六年内就学到高中课程；也有些可能对某科不开窍，小学只能学到基本的应用，但到了中学，却对这个不行的科目深感兴趣，能力提升了，他就能回头再去补那些级数，让自己的能力提升。
比方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刚开始学外语，我完全没兴趣，专注在数理方面的课程，但等到我数理科学到一个难度，我发现外语不行很难专精，于是又回头去学外语，所谓需要是学习之母，就是这个意思。这样一来，学生可以一直保持学习兴趣和成就感，就不会失去学习的乐趣，沦为教育单位的指标数字。」
「这样师资不就要翻倍？财力会很吃紧啊！」韩復榘果然是有经验，立刻就想到级数差异代表师资要增加。不过他不是吝嗇教育经费，而是担心师资不足，以及多出预算的教育经费不足推动全面义务教育，让所有人都能受到教育。在他来看应该先求有，再求好。
但是王绍屏知道教育是百年大计，实施下去，產生的不只是一代工人，更是一代父母、教师和官员，在未来改革时，这批人会依据自己熟悉的模式来阻饶改革或将改革变形，廿一世纪初期的台湾，学生要读的书越来越多，为了达到书包减重的目标，这批天才官员，想出的办法是在教室后面装置物柜，让学生不用把全部课本背来背去！而不是检讨教学量与学生负荷。因为面对每个学科都自认为自家科目很重要，而且新学科还要抢佔教学时间的情况下，总教学时间不减的定律不能更改，那么就採取教学量不变、教科书还是一样多，但大家依照比例降低时数的掩耳盗铃策略，果然大家都满意，可是书包减重的目标就无法达成了，甚至因为时数降低，原有学科的教学品质下降了，但表面上大家资源分配是公平了。
不过这个社会的适应能力倒是很厉害，官方有政策，民间有对策。学校教不完，但考试要考，于是补习班比以前更多，也算替教育產业找到一条出路，让失业的流浪教师找到工作吧！
在韩復榘问了这样的问题后，王绍屏看了他一眼，韩復榘后来忽然想到王家富可敌国的背景，就哂哂地笑道：「我是个老粗，不然我们就以此名义招集教育界名流来讨论，这样找张伯苓也不会太突兀。老弟，你看呢？」
王绍屏觉得这也是一个一石二鸟的方法，即使不能得到教育界的支持，他也能以实验学校的名义让这些教育界大佬们开开眼界，做做研究，看怎么让中国的教育制度定型，而不是全盘照抄国外，或者美其名兼採各家之长，混合国外的教育制度，把自家教育搞成画虎不成反类犬的状况。王绍屏很清楚，廿世纪中叶，台湾的教育就是初中国小抄日本，高中大学照搬美制，职业教育则依据德国的修改，然后用仿照传统科举制度的联考，把这些串起来。结果中小学学生没学到日本多大的服从和集体性；职业教育没有学到德国的灵活检讨，改进系所科目，直到廿一世纪初期还在教已经淘汰的產业知识；而高中大学被科举联考绑架，学生变成记忆机器，完全不復美国教育创造性思考的特色。在初阶工业时代还能应付危局，到了网路资讯时代，人的能力比电脑还差。
一想到这些痛心的过往歷史，王绍屏点点头同意韩復榘的建议，并且说：「我们就来开个比较教育制度的研讨会，看看各个教育大家带来给我们什么惊喜！」似乎完全忘了这个目标是要结识张伯苓。
不过还好，夫人团都知道自家老公容易偏离主题的毛病，她们边听已经边做好补救计画。小咪今早已经和远在天津的钱友谅和陈亦侯联系上，知道过年前张伯苓曾经向陈亦侯募过款，陈亦侯除了自家银行捐款外，也推荐过王绍屏，让张伯苓来找他募款，只是当时搬迁到山东时，搞得兵荒马乱的，和张伯苓错身而过。张伯苓只和钱友谅搭上线。小咪于是告诉钱友谅，可以捐一年经费给张伯苓所属的南开所有学校，并邀他来山东作客，探讨协助南开学校系统的细节。所以当大家还在热烈讨论有关教育三、两事的时候，张伯苓过完年之后已经坐上前往济南的火车，向着泰安而来。